首頁 史學玩應用 薪傳系列:民國史薪傳系列講座――潘光哲「胡適與現代知識人研究之回顧」

薪傳系列:民國史薪傳系列講座――潘光哲「胡適與現代知識人研究之回顧」

by 冷峰

文 / 林禹丞

知識份子一直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因子,尤其是在國之有難之時,救國與勵精圖治就成為了知識份子的重責大任,知識份子所形成的論述社群也成了引導國家走向的重要支柱。而在近代中國,這樣的現象又更反映在了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於是本場講座特別邀請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潘光哲研究員,以「胡適與現代知識人之研究回顧」為題,分享胡適於現代教育和思想推行以及對於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研究。

首先,潘光哲研究員提到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現代歷史越來越多關注在一些以前不起眼甚至被認為是不重要的小人物之上,過去看到的歷史可能是正大光明的,但現在的歷史研究則是有不同的一面。女性的歷史在以前也不被認為是重要的,潘光哲研究員提出:「歷史的英文是History,是以男性為主體所做的歷史,但佔有全球人口一半的女生呢?」也提出了女性史的重要性,並以「貞德史(gender history)」做為其對於女性史的描述認知與命名。

歷史詮釋是歷史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例如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建立中華民國時,他並不知道自己是所謂的「國父」,而這個稱號是我們這些後人所做的詮釋,後人們對於現代歷史的認識以及那些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實」也是基於這些歷史學者的歷史詮釋,要打破這樣的問題就伸出所謂「去熟悉化」的重要性,去熟悉化就是打破我們對於傳統歷史認為它是理所當然的思維模式。而歷史是人類活動的軌跡,倘若我們在寫歷史時沒有好好的反省,所寫出來的就是一個「沒有人」,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歷史。

那知識人為何成為社會的菁英呢?潘光哲研究員認為:知識人之所以成為社會的菁英是有一個具體的時空場景所造成的。如同約翰·洛克所寫的《政府論》是有想要駁斥英國的君權神授學說的錯誤,在去熟悉化後把這些知識人放到時空背景之中,他們並不是孤立的一人,而是成為了一個個的論述社群。知識人之間彼此都有自己的立場以及自己關懷的議題,知識人們可能藉由成立報刊的方式來為自身想法發聲,隨著這樣的論述社群發展,在社會上就成為了各個不同派系的論述群體。而透過這樣論述社群的發展,我們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必須要把這些知識人放到長遠的時空背景之中,並且要知道他們各自之間有什麼樣的差別以及有什麼樣的特徵。

在二十世紀的時空背景之下,處於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傳統的中國科舉考試遭到了挑戰,這些傳統的知識人地位也遭到了撼動,傳統的中國知識人不再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潘光哲研究員提到:「福澤諭吉說過,一百部萬國公法,不敵一門洋槍洋砲。」由此便可知軍事實力是外交上最重要的籌碼。雖然在這樣的變遷下,傳統知識人的影響力有所下降,但依然不可忽視,他們所擁有的文化資本還是能一定程度的帶動時代風氣。

在這樣的時代之下,如同口岸知識人,潘光哲研究員提到:「以王韜的經歷為例,他因為參加太平天國而遭到清政府的通緝,但也因此造就了他後來出國的契機,於是最後回來創立出版社。」也因此出版界所出版的各個報章雜誌影響也很重要,而這些出版社的出現也成為了當時中國的一個新階級,即掌握著思想文化的領導階級,也與傳統的中國士大夫有很大的區隔。

「公共知識人」,像是胡適以及殷海光,在1950到1960年代不斷地提倡沒有顏色的思想,要跳脫意識形態以及政治立場的想法。這樣的挑戰也不被當時威權時代的政府所接受。

「革命知識人」,相較於公共知識人有站在特定的政治立場之上,像是魯迅與瞿秋白,就是踩在左翼思想的立場之上。他們同樣對既有的意識形態和一些立場表達批評,但是他們許多人都是站在革命的思想之上,和公共知識人一樣有一定的文化資本,在人群之間同樣也有相當重大的影響力。

「專業技術知識人」,像翁文灝以及何廉等人,他們能夠靠自己所學的知識讓他們在建國事業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也成為了當權者重要的左右手,藉由自身豐富的學識,成為了當代社會與經濟建設的重要推手。

「體制知識人」,像艾思奇以及張其昀等人,潘光哲研究員提到:「毛澤東一生沒有出過幾次國,基本上他對於世界的認識都是從艾思奇那邊所聽所聞。而張其昀則是靠他的著作得到了蔣介石的青睞,成為當時蔣介石在推動思想及意識形態上的重要推手。」這些體制知識人可以把歷史說成符合自己所贊同的價值,營造出適合自身統治思想的方式。

在充斥著各式各樣知識人的時代背景之下,「學歷貴族」與「教養主義」也隨之出現,如當時的留學生在中國的待遇是比當時本地的大學生要來得好,也就成為了所謂的「學歷貴族」。潘光哲研究員也提到:「這些出洋的留學生在實際能力上並不一定優於本地的學生。」在這樣的環境推動之下,也激勵著人們要努力地往上爬。

當時出版社出版的各式各樣雜誌,像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誌》以及亞東圖書館所出版有關胡適的著作等,在當時新文化運動時代的背景之下可以得到出版的機會,這些出版的著作也反過來幫助了出版社的成長,彼此之間相互的幫助,對於栽培下一代知識分子也成就了所謂的「教養主義」,即大家對於社會和歷史問題大家都有基本的共同常識。

潘光哲研究員在最後也提到:「即便我們擁有著什麼樣的專業技能或是什麼樣的一個公共政治的關懷,我們要如何秉持著傳統知識人對於公共議題的關懷而提出新的思考,跳脫出既有、既存歷史的限制,這點是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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