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之風，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文：方慧芯
民國史探析中華民國在歷史上所經歷各時期的風起雲湧與跌宕起伏，而外交是國家行於世界舞台上的重要籌碼，對於國家發展與政權穩固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因此摻雜了許多政治權謀下的產物，其研究不僅需要對檔案史料有高度的掌握，更是要透析其中揉雜的歷史事實與政治宣傳的成分。
於此，本場民國史大師系列講座特別邀請在外交史研究上卓然有成的唐啟華教授（前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現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以「史實」與「神話」之間的命題，聚焦於北洋時期的民國外交史，從個案研究精彩地辨析北洋外交在過去歷史敘事上的盲點與伴有政治意味的選擇，以新生代的語彙生動地講述其如何透過多國檔案對照與重新問世的史料運用，突破既往研究觀點，產出別開生面的研究成果。
講座起始，唐啟華教授先就「史實」與「神話」之別，做了深入淺出地說明與定義，如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與政治宣傳（Political Propaganda）；經歷（experience）、事件（event）、神話（myth）；史實（個案實證研究）與神話（宏大敘事、後設敘事、元敘事、元史學）；解構與重建。他以自身在英國的留學經驗，面對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對於同樣的歷史事件、有不同的歷史解讀，甚至是在不同議題上，原本處於對立面的同學突然也變得同仇敵愾，此情境的衝擊，在透過恩師Prof. Ian Nish的提點下，他逐漸發覺到所謂「歷史事實」是需要以檔案史料為根據，尤其做外交史更須細緻地梳理政治運作結構、區分出史實與詮釋所造成的偏誤，並廣納多方的觀點、參考多元的資料，將近代中國外交置於世界的外交看待，進而產生嚴謹且可以對話的論述。至於「神話」則偏向於政治宣傳、宏大敘事，雖史實基礎薄弱，然其影響力往往更勝前者，被廣泛地運用在教育、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形成不可忽視的力量。
就外交史研究回顧而言，在19-20世紀帝國主義極盛時期，外交史是西方史學界的顯學，以蘭克為首確立科學客觀的實證史學，開啟現代史學的大門。歷經WWI的破壞，下層歷史、民主主義、民族主義等力量崛起，傳統的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也因此遭受抨擊，而逐漸走向國際關係史（International History），試圖跳脫單一的主權國家立場，去理解其他國家的觀點，思考國與國之間的最佳利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外交史更逢社會科學、年鑒學派、後現代主義、新文化史等風潮迭起而沒落。直到1990年代以後受全球化衝擊，資訊網路的發展使國界開始模糊，地球村的概念削弱主權國家的意識，備受挑戰的外交史於是朝向全球史、跨國史（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趨勢發展，不再將視野受限於政府組織框架。
比較西方外交史過去積累的實證研究基礎，雖屢逢衝擊而有所修正，但根基尚穩。反觀中國近代外交史，唐啟華教授認為其與主流發展的別樣之處，在於中國近代史與反清的民族主義同時興起，革命黨為現實需求重新建構了國族史的政治神話，並在政治宣傳中大量融入外交史內容，而後在同樣的歷史敘事結構下，持續地在不同時期的政權（以鞏固自身立場出發）強調革命史觀的正當性，致使中國近代史在尚未建立學術根基前就已經受到了政治宣傳的引導。回顧前述提及的世界潮流，唐啟華教授坦言若在此處直接套用後現代史學去解構一套由政治神話形塑而成的中國近代史，將可能陷入歷史相對主義的危機，這也是為何過去一代學者們致力於史實基礎建構的原因。他也自述其研究成果經常會與臺海兩岸的政治意識型態與宏大歷史敘事有所衝突，於是如何「對話」成為其教學研究時的中心關懷，與其推翻改寫，促成多元思考的空間或許是對社會更具意義的事。
中國近代史的學術化，在1920-1930年代曾一度露出曙光，如蔣廷黻引入西方外交史研究方法、張忠紱的《中華民國外交史》、王芸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郭斌佳等人的研究，奠定早期中國外交史的基礎，然在九一八事變後戛然而止。直到1949年，政治與地緣因素讓臺海兩岸開啟各自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發展路徑。
臺灣方面，在1955年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接收了一批外交部移轉的檔案，由郭廷以領軍當時的年輕研究員完成史料編輯出版，並在其後開展一系列的學術研究論著，促使1960-1970年代臺灣第一代的近代史研究前輩──南港學派於焉而生，產出諸多擲地有聲的專書。及至臺灣退出聯合國，且學術風氣受到社會科學、思想史、新史學等思潮興起而漸衰。不過，在國民黨推動中國近代史設為大學必修、鼓勵年輕學者投入其研究的舉措下，仍維持住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能量，但外交史受限於檔案史料的可近性，研究人數依然不多，到了1988年檔案開放才有所改善。與此同時，1987年解嚴所帶來的民主化、本土化風氣，讓臺灣史、文化史躍升主流，在中國近代史（尤其是政治、軍事、外交史）式微的情況下，外交史反得力於《外交檔案》的優勢，尚可守住其研究的質與量。
至於中國大陸方面，其研究不免俗地融入了濃厚的中共政治宣傳基調。在改革開放以後，透過與西方、臺灣的學術交流，曾讓中國近代史（含外交史）研究一度興盛。不過近年受到政治局勢的影響，唐啟華教授也不諱言地表露在對岸做歷史研究容易涉及許多禁區、敏感詞彙，導致學者在研究議題的發揮受阻而有轉向文化史等領域發展的現象。
談及中國近代外交史的前景，就近年來瞬息萬變的世界局勢，諸多大事的發生似預示著後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時代的到來。過往屬於外交史的研究範疇再度躍上檯面，地緣政治、大國結盟、戰爭與和平、軍備競賽等課題，加以中國崛起、中美爭霸、霸權轉移的分析，中國外交史儼然成為受矚目的焦點，甚至出現了「中國學派」，試圖從中國外交史中尋找素材以建構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基礎。然而，當前中國大陸對於學術研究的自由空間仍有限制；而臺灣在此態勢下則相對具有優勢，包含了過去醞釀的學術底蘊、外交檔案史料的開放應用，以及較易取得國外檔案進行對照研究等，都讓臺灣有望在這波歷史浪尖上成為中國外交史重要的研究基地，唐啟華教授也以自身在北洋外交研究的突破進行實例分享。
以中國近代史而言，在漢文化圈裡主要的宏大敘事結構包含：
- 現代化理論：文明國化、全球化、西方中心觀點的普世價值，主張西化、洋務、變法才是走向文明進步的道路，曾有巨大影響力，後多被詬病為美國霸權服務。
- 革命史觀：世界革命、反帝廢約、反封建傳統，強調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革命的歷史，被同盟會、革命黨、國民黨、共產黨等作為宣傳主張，尊崇孫中山，認為辛亥革命、北伐、1949年的革命等是中國近代史的主線，在中國大陸影響尤其深遠。
- 民族主義：偉大的民族復興理想，強調抵禦外敵、維護國權、剷除賣國賊等口號，在兩岸都透過不同的角度進行民族主義的宣示，形成強力的敘事結構。
然而，唐啟華教授則在主流的派系論述中，發現有一長期被忽略卻格外重要的「北洋視角」（1870-1945），從1870年李鴻章擔任北洋大臣後，即開始從事一系列有關政治、軍事、外交、實業、建設等工作，且在清朝結束後實由北洋派接手建立起中華民國，前期皆由北洋派掌權；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軍閥割據時期，北洋派依然占有一席之地；且就外交檔案而言，北洋政府實為國際間認定的合法政府，而與革命歷史敘事的正統有所出入。
近十多年來，在北洋外交方面有傑出研究成果者大致有：
- 川島真：《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日文：2004年名古屋大學出版會，中譯本：2012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 徐國琦（Xu Guoqi）：研究中國國際關係史代表性人物，發揚入江昭的文化史、國際史路徑，與英文學界對話為主，多本著作都在英美第一流出版社出版，如：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Oxford UP, 2016); Chinese and American: A Shared History (Harvard UP, 2014);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Harvard UP, 2011);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Harvard, 2008); Chinese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UP, 2005).
- 唐啟華：研究設定與中國學界對話，著有《北京政府與國際聯盟，1919-1928》（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洪憲帝制外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陸徵祥評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以唐啟華教授的得意之作《洪憲帝制外交》而言，其精準地運用中英日三國外交檔案，掌握與理解民初歷史方向及中國、日本與世界的關係，透過不同的外部視角與多元的敘事脈絡，還原洪憲帝制與袁世凱之原貌。如1915年二十一條交涉長期被革命史觀宣稱袁藉此與日協議換取稱帝，這些「說法」在史料中均未見實據。依據檔案的記載，袁世凱對日本提出之要求並未悉數同意，反而是堅決抵抗，最後方簽署《中日民四條約》，甚至日本研究結果也認為當時日方在二十一條交涉中並非勝者。
爾後的帝制運動，袁實是利用歐戰的窘境與中國參戰可能性誘使列強支持，他的戰略在其手稿中揭示：「西引入戰團，東不允 東勸緩，西不助 聯恐德先承認，絕其所望，不敢遲認 西先認，東自不能獨異」，與各國檔案串聯起來，世界局勢昭然若揭。就唐啟華教授的研究指出，洪憲帝制最後功敗垂成的關鍵在於外部情勢的詭譎多變以及日本取得東亞主導權後強力反袁，袁在自輓聯中寫道：「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可見他始終堅持中國之自主與體面，不願遷就日本，這不僅打破革命史觀對袁世凱之貶抑、民族主義史觀對北洋與日本勾結之宣傳，更提供另一種視野審視中國近代史的敘事結構，重新看待中日關係、東亞國際秩序，以及省思中國發展道路問題。
唐啟華教授的《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亦是為追尋巴黎和會在革命史觀論述中的史實根據，在檔案史料的層層考證下，唐啟華教授因緣際會於2013年發現03-13《駐比使館保存檔》後半部藏有陸徵祥帶到巴黎和會的密檔（該檔於2007年公開，2014年10月證實確為陸徵祥密檔），新史料的重新問世與過去巴黎和會相關檔案（孫昌煊、張國淦檔等）綜整結合，完整了拼圖的全貌。當時外交部在聯日或聯美之間徘徊，最終磋商結果決定從「親日聯美」轉向「聯美制日」。由於外交方向的轉變與提出山東問題等案，使得中國問題在和會中陷入膠著，在各方勢力抗衡之下，最高會議決定：「德在山東權益讓與日本，同時日本全權歸還膠州灣政治權益給中國，只繼承德國經濟權利之口頭保證，但是堅持不可寫入《對德和約》。」這樣的安排，既讓日本維持體面，也讓中國可依聲明談判歸還條件（有三大國做保證），實質上對中國而言堪稱實惠。然此機密在「不可言傳」的情況下，讓中國代表團知情卻啞巴吃黃連，加之當時中國的內部競爭，結果在各方角力與媒體渲染（晨報）之下，引發五四學生愛國運動。雖最後拒簽和約，但因為和會聯美外交失敗，徐世昌在編撰《秘笈錄存》時，刻意隱去「聯美制日」的痕跡，陸徵祥也將民初外交密件帶到歐洲，從此這個重要轉折便為世人遺忘。究其整體而論，唐啟華教授認為中國在和會外交其實不算失敗，若考量後續的發展，許多和會提出的問題，陸續得到較好的解決，成果值得肯定。他透過新舊材料的對比運用，終理出清晰的歷史脈絡，破解革命黨政治宣傳、歷史詮釋與外交史神話，探究中國內政與外交之間的互動，進而建構近代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
關於唐啟華教授的《北洋修约史》，則主要處理革命反帝廢約敘事結構，以中國主體的歷史理解與詮釋出發，進行個案實證研究分析，深究國際法觀念與國際政治的互動，進而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修約史觀。首先，以《中俄協定》為例，俄國自1917年革命後便多次與中國交涉，因國共兩黨接受共產國際「世界革命」觀念，而大肆替蘇俄宣傳其「平等對華、反帝廢約」，然從檔案中可見，中俄談判過程是北京要求「以廢除所有舊約……為先決條件，然後中蘇建交」；俄國則堅持「先無條件復交，再談廢除舊約特權」，同時聯絡孫中山發表《孫越宣言》以支援蘇俄立場、牽制北京政府。當時北京政府乃因對中俄建交後廢舊約、立新約的過渡期有所疑慮，而未貿然答應，卻反被抨擊拖延，幸而在協商下簽署《密件議定書》，尚保住了空窗期間的中國權益。
故就外交史研究的論調，唐啟華教授認為蘇聯實未如「革命外交」基調詮釋的廢約史所言有主動放棄在華條約特權，中國權益的保全蓋因北洋外交官努力爭取的成果。然此段歷程在過往教科書中未曾露出，不免在歷史認知上造成偏誤。至於北洋末期由外交總長王正廷確立的「到期修約」方針，以廢除《中比條約》的事件為例，亦可見後續北洋政府各個擊破，逐步與中英、中日、中法修約談判的重要外交成果。有趣的是，從人事異動（王正廷後成為南京政府外交部長）到外交走向觀察，南京國民政府所謂的「革命外交」實質上有很深的北洋修約色彩，為政治宣傳服務的革命史觀與史實基礎的連結有待商榷。綜觀而言，中國近代史直到1945年北洋派仍是外交舞台上的要角無可厚非。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唐啟華教授認為學者做研究的圭臬，以歷史長河的尺度，實應避免受制於當前短時間的政治力侵擾。特別是歷史研究是有助於擺脫意識型態的束縛，卻同時可利用為形塑特定認知的工具。從唐啟華教授三本書所重構的北洋外交史，可見他在傳統外交史的現代實證史學基礎之上，注意後現代之文本、語境與論述、神話與政治宣傳的問題，透過多國檔案對照研究法，處理民族主義、革命史觀造成的限制，從種種歷史軌跡所留下的刻痕，覺察北洋派居中的關鍵性，於是透過北洋視角的切入，他認為或可提供中國近代史有別以往的觀點和值得關注的面向，甚至放眼東亞及全球近代史，這也是唐啟華教授在學術研究上別具一格之處。
講座尾聲，唐啟華教授不避諱地暢言自身在兩岸教學研究的觀察，在難以撼動的歷史意識底下，近年中國大陸雖具強國硬實力，卻有脆弱玻璃心，容易抱持受害者心態，這樣的氛圍對於臺灣、東亞及世界而言實為強大的未爆彈；而臺灣則是原有相對豐厚的史料收藏、豐碩的學術積累與豐沛的研究能量可以揮灑運用，卻囿於現實因素而固步自封，著實可惜。
對於未來的中國近代史發展潛力，唐啟華教授依然抱持信心，特別是外交史的視野放諸四海，更能為歷史事實的建構做強而有力的支撐。他也期許後學在檔案史料的使用上盡可能地多方驗證，抽絲剝繭拉出清晰的脈絡主線，從而洞見其中較為趨近真實的歷史事實。同時，與其堅持一己之見，更重要的是不吝於進行「史實」與「神話」的永恆對話，去創造多元、多維的歷史討論空間。唐啟華教授在言談之中雖有犀利的辨證卻不失文人的風雅，井井有條地論述加上栩栩如生地描繪讓歷史情境還原更為精妙入神，並以自身開創性的研究貫串整場講座，為在座學子做了其未來願景最好的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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